五、「早期—和戎—外交」-从“联日”到“联俄拒日”

                从“联日”到“联俄拒日”

        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日本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李鸿章对日政策，有一个从“联日”到“联俄拒日”的演变过程。不论“联日”抑或“联俄拒日”，都是以“以夷制夷”为主旨的，而这类“以夷制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结合的产物。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本资本主义在一登场的时候，就扮演了帝国主义的角色。”

        ③日本政府扬言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开始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

        1870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遣使来华议约，从而导致了中日双方有关立约的交涉。9月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一行到达天津。柳原一面会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陈述订约通商意愿，面呈外务卿致总理衙门的公函和日方草拟的约稿；一面设法诱使李鸿章出面斡旋。10月2日，柳原拜访李鸿章，声称中日两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有着相似的命运，“实有迅速同心协力的必要”

        ①。当时虽然日本根本无意联合中国抗拒西方列强，但是柳原所抛出的中日“同心协力”的诱饵，却使李鸿章“大为动心”，以致萌发了“联日”的念头。李鸿章在接见柳原的第二天，就致函总理衙门，通报柳原谈话内容，并指出“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②。总理衙门起初以“大信不约”之意，准许日本通商，而不准其立约；后因受到李鸿章的影响，并担心日本倘若请求英、法居间介绍，“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因而再次照会柳原，允许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以垂久远而固邦交”

        ③。柳原见计得售，即雀跃就道，经由上海归国。

        当然，在清朝统治层中，看法并非一致。安徽巡抚英翰以日本吁请通商，恐贻后患，殷殷以杜绝为请。总理衙门觉得英翰言之有理，12月清廷特地将英折寄发疆臣，征询意见。1871年1月李鸿章先后致函总署和上疏清廷，力陈中日立约通商之必要。他把日本过去无力侵华视为“安心向化”，把日本现今企图效法列强勒索中国说成“情理所有之事”。他认为日本自从与西方列强定约通商以后，大量购买机器、军舰，仿造枪炮、铁路，派人出国学习科学技术，“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因而应在日本“纳款”之时，“推诚相待，俯允立约，以示羁縻”。将来中日两国“情谊日密，耦俱无情”，倘若中西关系一旦有变，日本就“不致为彼族勾结，且可联东方形势。”李鸿章以为只要允许日本立约通商，就既能防止日本侵犯中国本土和邻邦，又能联合日本形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的侵扰。当然，这只不过是李鸿章昧于日本和国际大势而产生的幻想。李鸿章在复奏的第二天，就写信给曾国藩，向他通报总署动向，并将自己与总署“来往信稿钞呈，以备采择”。曾国藩“采择”李氏意见，上疏陈言。清廷赞赏曾、李看法，指示李鸿章事先作好与日本代表③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页。

        ①东亚同文会编：《对华问忆录》，第29页。

        ②李鸿章：《论天津教案》，《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格，卷1，第3页。

        ③《筹办吏务始未》（同治朝），卷78，第24页。

        谈判的准备。李鸿章也认为日本是中国近邻，“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

        ①，因而督饬江苏臬司应宝时、天津海关道陈钦详细研究日本与西方列强订立的条约，总结中国与西方列强交涉的教训，另拟两国修好条规、通商章程。

        1871年7月，日本政府代表、大藏卿伊达宗诚同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在天津开始中日立约谈判。当时双方分歧很大，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应否援照中国同西方列强所订条约的成例，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通商和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问题。日方认为中国既然允许西方列强内地通商和利益均沾，那么对日本就“只可画一，不可特异开例，自破条规”

        ②。清方则表示：日本与中国相距较近，中国“不能有来无往”，中日立约断不能与“西约”尽同。清方拒不允许日本内地通商和利益均沾，“原为渐次挽回各国条约张本”，为修改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准备条件，因而用意不为不深。李鸿章先让应宝时与伊达副手柳原前光反复辩难，继而亲自会见伊达，“面加剖断”，“以绝其观望之心”。伊达“翘然自负”，盛气凌人。李鸿章本来就有虚骄之气和轻日心态，伊达的蛮横无礼，使他极为反感，他乘伊达“措语罅漏”，抓住把柄，声色俱厉地进行反驳。当时日本尽管野心勃勃，但毕竟羽毛未丰，缺乏足够的实力迫使清政府就范。经过多次谈判，双方终于在9月13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这个条规和章程同前此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是较为合理的，反映了清政府同日本修好的真诚愿望和中日双方对等的地位。条规和章程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规定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两国裔民准在对方指定的通商口岸贸易，但不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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