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富强相因」-移督直隶

                移督直隶

        李鸿章指挥淮军镇压了捻军，用贫苦人民的鲜血换得了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按常理，似应感到欣慰，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他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懂得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于自己是既倚重又压制，随着捻军的溃败和淮军的势盛，必将加剧自己同清廷的紧张关系。清廷把直隶和两江这两个关系南北大局的总督桂冠，分别授予“剿捻败将”曾国藩和“威望过轻”的马新贻（字谷山），谕令自诩为“剿捻功臣”的李鸿章来京陛见，并催促因“剿捻”而进入近畿的淮军撤回黄河以南。凡此种种，使李鸿章切实感到清廷疑忌之深和自身处境之险，因而决意仿效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藩的做法，裁兵自敛，持盈保泰。他一面奏请陆续裁撤淮军；一面向朋僚表露“撤军归农”之意。他致函马新贻说：

        弟为养此军，平中原之贼，而冒中外之不韪，吴人之怨，今幸句当已了，撤军归农是吾素志，此后扁舟垂钓，不复与闻军事，可告无罪。或谓宜留骁健，以备后患，涤相亦请留二万余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惮烦否？

        ①所谓“撤军归农”云云，实际上是李鸿章对清廷玩弄的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既想保留淮军精锐，又欲巩固已有权势，并没有放弃军权、退隐山林之意。后来他致函挚友郭嵩焘说：“鸿章于捻平时，亦欲抽身，踌躇四顾，无可与言，姑就疆事，与为委蛇。”

        ②1868年10月5日李鸿章抵京入觐。他在北京逗留将近一月，首次拜谒慈禧和同治，被赐予紫禁城内骑马如仪。他还访亲问友，会见军机大臣奕、文祥、宝等权贵。他向当轴陈述了自己对国事的看法，进言“军国以一事权为要”，并推崇郭嵩焘“通达夷务治体”，“请召用京秩为宜”。他还进一步了解了清廷核心人物的心态及其对淮军和曾国藩的意向。他致函丁宝桢说：“内意虑左帅难了西事，欲留敝军以作后劲”

        ③。他通报曾国藩说：“侧闻天语，留待撤军议定再行北上。枢廷自恭邸以次，皆属鸿章赴金陵劝驾，并商筹善后各事。……内意必欲吾师坐镇畿疆，入都后必有不可中止之势，望预为筹备。”

        ④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清廷决意让曾国藩议定撤军事宜，然后移督直隶，并令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以备“助左平回”。11月1日李鸿章出京南下，沿途照料各营，直至12月9日始抵南京，曾国藩亲自出城迎接。李鸿章与曾国藩、马新贻会筹淮军撤留事宜，决定裁遣马步50营，藉以缓解清廷疑忌：并以“中原甫定，南北尚有伏莽，百战劲旅必须酌留镇压”

        ①为由，奏请保留75营，其中铭军20余营留防直鲁交界，以备曾国藩履任后调遣，庆、勋两军20余营驻防江苏，交马新贻调遣；自带郭松林武毅军、周盛传盛军和亲军枪炮队等19营赴鄂，以资钤制。后因潘鼎新回任山东藩司，留鼎军7营分防鲁境。经过“剿捻”战役，淮军防区从江苏一省而扩展至苏、鄂、直、鲁四省。直、鲁为畿辅重地，苏、鄂为财富之区。淮军酌留精锐3万，并获得优厚地理条件，从而为李鸿章淮系政治势力的膨胀奠定了基础。

        ①李鸿章：《复马谷山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1页。

        ②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9，第5页。

        ③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3页。

        ④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3，54页。

        ①李鸿章：《复吴仲仙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8，第56页。

        南京会商之后，曾国藩启程北上，就任直督；李鸿章始则返乡省亲，继而于1869年2月抵达武昌，接任湖广总督。起初他因“诸务生疏”，“尘牍山积，殊形竭蹶”，甚至无暇给“四方旧好”“一通尺素”。后来他更为淮军的衰败而焦虑不安。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及其所部，是淮军的主力。

        李鸿章说：“吾军惟三君为大枝，诸将以三君为最大且老也”。

        ②然而除郭松林外，刘、潘二人却相继辞官，刘氏拒赴直隶提督之任，潘氏不愿奉旨赴左宗棠军营差遣。李鸿章致函曾国藩说：“近来淮将暮气颇深，纷纷乞退，鸿章忝窃虚誉，每惧兵事不得脱身，旧部日渐零落，势难再兴，致负期许。”

        ③正当淮将纷纷乞退之际，李鸿章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云贵总督刘岳昭参幼吴棠赴任扰索、收受属员规礼、卖缺卖差、调济私人、收受滇抚差官馈贻。孪鸿章深知吴棠“圣眷颇隆”，查办“殊难下手”，因而始则磨磨蹭蹭，6月29日接到命令，8月9日从武昌动身，10月22日才抵达成都；继而草率结案，11月6日就奏上《查复吴棠参案折》，说所参各节，均属空言，在籍绅士佥称吴棠善政宜民。李鸿章曲意包庇吴棠，正中慈禧下怀，致使被告蒙混过关，而原告却受到申斥处分。

        1870年2月，李鸿章回到武昌不久，便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由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李鸿章对清廷的决策，十分反感，分别致函潘鼎新、曾国藩大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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