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贵族(3)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花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父亲像亮家底一样，还请他去南书房看自己收藏的古琴、古筝、箫、排箫。张伯驹见了，吃惊不校即问：“你家谁通晓音律？”

        父亲告诉他，家中无人精通。不过是在古董店里，看见这些高雅之器竟和杂物堆放在一起，蓬头垢面的，实在是心痛，便都买下了。

        张伯驹仔细看了看那张古琴，说：“这架琴不错。”

        父亲咧嘴笑了。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清代官窑的全套瓷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良窳，也不留意杯盘的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等人。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珪、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别人，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的低。所以，不要讲康生，就我所知道的李?菖?菖，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花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首长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房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度Ｌ锰贰⒗畎鬃帧渡涎籼ㄌ贰⑻埔妒窆偌送肌罚笔崩显氖袼境す牢逶敢远虼笱舐粑摇Ｎ乙皇币哺悴坏秸饷锤鍪康那缓孟雀读虼笱蟮亩┙穑掏窗选度Ｌ锰吠烁摇７吨傺褪质椤兜婪蕖肥俏矣靡话僖皇交平鸸豪吹摹！?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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