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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失误;还有一个就是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单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产生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端出,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揭发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惊雷炸顶,形势剧变。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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