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往来(2)

                父亲答：“《光明日报》很有吸引力，况且九三待老储并不怎么好，所以是愿意来的。听到这个调动，他很不平静，但又有顾虑，怕搞不好。我告诉他调动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向。因为人选虽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议，但都要经过统战部点头，像报社总编辑这样的职务，还要通过中宣部。至于顾虑，无论来自业务工作，还是来自人事关系，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我想还可以把（萨）空了请回到‘光明’，协助工作。”

        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高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极有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父亲：“白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父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父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1956至57年那段时间，父亲在“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中华论坛》，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父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样的程度？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父亲和储安平都一致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便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日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内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周扬、李维汉及徐冰（即邢西萍）。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任命，他想大干一常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身。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欲望———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区“社讯”，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身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⑦、楼邦彦⑧，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内各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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