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叮嘱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是新年刚刚过后,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间却泛出丝丝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共红军到达陕北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及时处理了使西北党组织和红军濒临绝境的错误肃反问题,克服了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相对安定和稳固的局面在根据地出现。
从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为之感动到兴奋。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以更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整个时局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野心勃勃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月,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为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与之相应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的制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民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做了直接准备。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红一方面东征山西。习仲勋深知,这是中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出“在发展中求巩固”的重大决定。他回忆说:“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之后,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慈,西有甘肃、宁夏国民党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根据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下定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在各路红军奉命东征之时,习仲勋得到上级通知,决定派他赴关中特区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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