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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朱德乘坐海轮,回到阔别近四年的祖国,和他同船返国的有欧阳钦、秦青川、章伯钧、房师亮等二十多人。
朱德从当时秘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里了解到:就在他到达上海前几天,国共合作下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已正式誓师北伐。他们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向湖南迅速挺进。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五月初已在团长叶挺的率领下从广东进入湖南。接着,先后攻占湖南的醴陵和浏阳。七月十一日,国民革命军进占湖南省会长沙。控制两湖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那时正在直隶(今河北省)长辛店督师,和奉军、直鲁军一起,向原冯玉祥部西北军扼守的南口天险发动猛攻,一时无力南顾,因此,企图联合四川军阀,牵制并阻遏国民革命军继续向北推进。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军阀政治态度的向背,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胜利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得力干部入川,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配合北伐军在两湖的作战。
在上海,朱德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朱德后来回忆说:“我由苏回国,到上海见陈独秀接受任务。当时陈说有两件工作:一是去四川杨森处,杨当时要和我合作,向我们要人,我们如能抓住,可以迎接北伐;另一件是去广东,准备北伐。”①朱德立刻表示:杨森曾同他在护国军中共事,他出国前杨森还许愿一定“虚席以待”,因而要求到杨森那里去。陈独秀同意朱德的请求,并要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去一次南京,利用他在旧军队中的关系调查孙传芳部的兵力部署状况。
七月二十六日,朱德和秦青川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登轮前往杨森司令部所在地――川东的万县,江轮先到汉口。那时,国民革命军已越过湘北的泪罗河,吴佩孚已下令在汉口实行戒严。朱德在汉口下了船,他看到码头、街口到处是吴佩孚的北洋军在盘查过往行人,如临大敌。朱德在汉口停留了一天,又继续乘船西上。船行到宜昌,遇到水灾,耽搁了四天。八月十一日,朱德和秦青川才抵达万县。②朱德一到万县,立刻被迎进杨森的高级招待所――王家花园,受到杨森的热情款待。
当时,四川正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各霸一方。杨森直接指挥的军队有枪枝二万七千支左右,受他控制的军队共十多万人,盘踞在川东万县一带,拥兵自重,对时局的变化抱观望态度。他的心理状态颇为复杂: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顺利,便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输诚,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又派人到北京找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调人到万县帮助他工作;他同吴佩孚又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此前不久吴佩孚刚任命他为四川省省长。朱德到达万县后第三天,奉军和直鲁军攻占南口。原在直隶长辛店督师的吴佩孚准备率师南还,抵御国民革命军北伐。
因此,杨森仍心存观望,态度并不明朗。
朱德针对杨森这种脚踩两只船、四面迎合的暧昧态度,明确提出:国民政府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提供钱和枪,但是,北伐革命是会胜利的,如果同国民革命军对抗,注定是要失败的。杨森口口声声表示赞成北伐,却又借口兵饷来源困难,不愿脱离吴佩孚。
八月二十五日,正在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的陈毅受李大钊派遣随杨森的秘书长喻正衡(是陈毅的留法同学)从北京来到万县。杨森对陈毅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③经过杨森的介绍,朱德结识了陈毅。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商议如何设法争取杨森易帜。
就在陈毅抵达万县后不久,国民革命军在农民群众支援下,相继攻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歼灭吴佩孚亲自督战指挥的主力部队,一直推进到汉口外围。
吴佩孚主力惨败的消息传到万县,使杨森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另一件使他更为气恼的事情发生了。
八月二十九日,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取盐款及粮税各款后准备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万流”号回万县。他们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押款登轮。“乃该轮于木船接近时突开快车上驶,所载士兵、款项之木船二只登时浪沉。计损失银八万五千元,连长、排长各一员,士兵五十六名,枪枝五十六支,子弹五千五百发。”④英国轮船无视中国主权和有关规定,在江中任意加速行驶,浪沉中国船只、淹毙中国军民的事件本已屡见不鲜。杨森得知他的运饷船被浪沉一事后,又气又恼,却又无可奈何。他很清楚英国人是吴佩孚的靠山,不敢轻易得罪。可是,人员的伤亡,特别是巨额军饷的损失,又使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于是,就去找朱德和陈毅商量如何处理这一事件。
事件发生后,朱德已同陈毅和杜钢百(杨森的同乡,清华大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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