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为科学研究事业奠基（一）

                                                        
      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以非凡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作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

  
      1955年1月15日，在中南海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出现了这样3个人：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刘杰。

  
      出席会议的所有领导人，这天都成为最热心的听众。

  
      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中央领导人含笑示意后，就开始对原子武器的原理作了讲解。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叮嘱过，要钱三强讲得详细一些，通俗一些。今天，周恩来又坐到了钱三强的旁边。重要的地方，他就要钱三强讲得仔细一点：“三强，你再举个例子。”在坐的人听得都很专心。毛泽东坐在钱三强的对面。聂荣臻在长条桌另一边静静地听着。

  
      李四光让操作人员给大家演示盖革计数器探测铀矿石。当仪器在铀矿石旁发出“嘎嘎”的响声时，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拿着点燃的香烟，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

  
      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①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毛泽东沉着坚定而又十分自信的语言，给了聂荣臻极深的印象。他像战争年代信赖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决策一样，深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又伟大的历程。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这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中央在成立原于能三人小组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凡有关原子能事业，除中央指定的三人小组向中央负责对原子能工作进行指导外，其具体业务由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管理。

  
      1956年3月，彭德怀在第二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国要搞核子武器和导弹。②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当原子弹刚刚在人们的头脑里孕育蓝图的时候，研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1955年10月，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飘洋过海从美国回国。在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赋予了他庄严的使命。

  
      1955年12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①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被正式提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了。

  
      ①《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14页。

  
      ②《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7页。

  
      ①《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28页。

  
      1955年冬，陈赓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设宴招待钱学森，得到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研究的结论后，他就为此事积极奔走。1956年元旦，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又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大家谈得很投机。临了，陈凑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于是，他们三人驱车直奔三座门。周恩来当时在三座门参加舞会，陈赓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找出来，让钱学森给他介绍情况。叶剑英、陈赓说明来意后，周恩来很重视，对钱学森说：“你们写个报告吧！”这就是钱学森意见书的由来，也是中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②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由聂荣臻任主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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