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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认真执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指示,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为绥远方式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指人民解放军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与人民解放军能基本保持一致,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主要部分。这一做法,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当时,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有利的。
早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中,聂荣臻于1949年1月16日对邓宝珊说,“我方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准备采取一种更为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①罗荣桓也向邓宝珊表示:绥远的问题,待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谈。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够完全归到人民手中,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罗荣桓还对邓宝珊说:“毛主席说,将采取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做‘绥远方式’。”②聂荣臻让邓宝珊回去后,将这一意见转告给傅作义。邓宝珊当时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司令,绥远有他一份,听了自然高兴,就满口答应。
通过多次会谈,双方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这就为绥远方式的成功奠定了基矗2月1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入北平以后,遵照中央指示,2月2日在《人民日报》(北平版)发表了一条消息,在叙述北平谈判的过程时,公布了1月16日给傅作义的公函。公函中历数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后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勘乱命令》,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进攻华北解放区,敦促他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同时讲了傅作义将军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指示,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傅作义看到报纸后思想苦闷,情绪低沉。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49年1月14日,聂荣臻在与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等谈话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强硬态度,严正谴责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一再拖延,傅方对此应负全部责任,并表明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决心。第二天接到军委来电说:要将“一个正式文件”(即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交邓宝珊带回去,并指出,这“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这就是1月16日聂荣臻交给邓宝珊的那份公函(即“通牒”)。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走后,邓宝珊看了(没有封口)表情惊讶,觉得很为难。周北峰等人向邓宝珊建议:“傅个人英雄主义甚浓,通牒以暂不交为好。”
因此,交“通牒”一事就这样被拖延下来了。以后,中央军委从人民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于1月20日、29日两次来电指示: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顺应北平人心所向,使傅作义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促使他彻底改变反动立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真正站到人民方面来,“通牒”以公开发表为好。
于是,1月31日新华社播发了“通牒”全文,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
傅作义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是有贡献的。1月28日,董其武所部与解放军绥蒙军区部队在陶卜齐曾发生武装冲突,董部被消灭一个团。傅深恐再生事端,一再要求尽快解决绥远问题。考虑到傅作义如果情绪消沉,对推行“北①《绥远和平解放大事记》,第13页。
②《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19页。
平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以及统一战线工作都有不利影响,因此,林、罗、聂决定与傅面谈。2月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将拟谈的内容报告了中央军委。2月5日,毛泽东对谈话内容作了批示。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陶铸、苏静、南汉宸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席间,林彪首先向傅作义表明了态度:“北平和平解决,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使文化古都未遭受破坏,避免了双方官兵的伤亡,替国内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作义将军对北平和平解放是有贡献的。”“我党愿意与一切党外真愿为人民服务的人合作。共产党人绝不采取党员包办方式,而是采取党员与非党员合作的政策。共产党对一切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
林彪还告诉傅作义:今后并愿吸收他做工作,例如参加华北或将来的联合政府工作,等等。听了林彪的话,傅作义一再表示,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是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南京曾几次派飞机来接他,他都没走。此时,聂荣臻又进一步向傅作义解释了共产党的民主政策:“我们的民主是对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主,而对百分之十的反动阶级、反动分子,则实行专政,而不可对一切人实行民主,但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①在座的叶剑英对傅作义愿意积极帮助解放军接管北平的态度,表示了钦佩之意。他们边吃边谈,气氛极为融洽。邓宝珊高兴地说:“我们的心与你们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已。”这次宴请后,傅作义的情绪有所好转。
2月11日,傅作义在家中回请了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为了稳定傅作义的情绪,这次对绥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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