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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晋绥区,吕正操和他率领的部队留下了。10月上旬,风尘仆仆的聂荣臻像一个远道归家的游子,以激动而又兴奋的心情,一头扑进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怀抱里。他用热烈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宝塔山、延河水和河谷两旁黄土山崖上的一排排窑洞。他被安排住在杨家岭的一座窑洞里。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枣园接见了在敌后苦斗了6年的聂荣臻。毛泽东一边猛抽他的“老刀牌”香烟,一边风趣地说:“我们大闹五台山的‘鲁智深’回来喽!”闻者皆开怀畅笑。此时,6年前受命率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各路大军的负责人,又在延安欢聚一堂,大家都格外兴奋。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汇报了晋察冀各方面的工作,听取了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几天之后,他在重庆《群众》杂志上发表了《论敌后抗战》的文章。文章是以他原来写的《敌后六年之一得》改写的。文内提到:抗战6年,共作战1.74万次,毙伤和俘虏敌伪23.5万人,我方伤亡6.4万人。“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是从一点一滴的流血斗争中得来的。”这一段话,欢乐与艰辛兼而有之。文章在经验部分增加了一条:要有赏罚严明的制度,虚心检讨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12月中旬,聂荣臻接到晋察冀军区汇报,历时3个月的反“扫荡”结束。
“烽火连三月”,敌人“扫荡”的时间果然如聂荣臻所估计的那样,是几年来最长的一次。军区部队虽然歼敌1万余人,并开辟和恢复了村政权1000多个,取得重大胜利。但是,军区直属队在敌人合击的时候,也受到了一些损失。聂荣臻的一个箱子也丢失了。这只箱子,差不多是聂荣臻唯一的家当,从长征开始,他就带在身边。箱子里保存的全是些有意义的纪念品,有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保存的整编材料和统计,有报道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杀害消息的那张剪报,还有他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护照。那个护照上有沿途所经国家的签证,以及后来他去比利时、德国、苏联直到回国的签证,聂荣臻是把它作为周游列国的纪念品保存下来的。不论是在白区工作的时候,还是到中央根据地以后,他一直珍藏着,即使长征路上那么艰苦,也没舍得把它丢掉。这次却统统丢失了,聂荣臻一再扼腕叹惜。
但是,他更为遗憾和沉痛的是军区直属队的一些人员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了。获悉军区为牺牲的人员召开追悼会,特地发去了唁电。
1944年元旦、春节期间的延安,披着洁白素雅的雪装。1月7日晚,聂荣臻与周恩来、叶剑英、黄华一起,踏雪前去参加送别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的晚餐会。班威廉夫妇是两三个月前从晋察冀到延安来的,他们准备从延安到重庆,然后回英国去。班威廉夫妇后来对此次与聂荣臻的话别,有一段观察很细致的描述:在这次晚餐席上,周恩来谈笑风生,讲了很多话,他殷勤劝我们喝一种特别的梨酒,他自己也喝了许多。聂荣臻将军则心绪阴沉,貌多思索。我们只觉得他们两位同样在真诚地担心着我们的安全,只是两人的反应不同。
当他们快要离席的时候,周恩来的话越说越多了,但他绝不提到我们南行的事,也不提到重庆为何不打电报来的话。至于聂荣臻将军,则真的忧容满面。他在河北向我们道别时是很快乐的,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再碰见他,这一次他似乎觉得我们不会再见他了。我们以最热烈的声调喊着:“在北平再见!”也引不起他一丝笑容。他将我们的手紧握在他的双手里,异常激动地说:“再会!
愿上帝保佑你们!”
聂荣臻是个重感情而又性格内向的人,要与如此亲密的外国朋友分别――很可能是永别的感情是凝重的,他担心他们一路上的安危。
聂荣臻到达延安之后就参加了整风,而不是一下子就参加中共“七大”。
1944年1月上旬,他3次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据此,由任弼时、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发布了《中央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指出:“六年来,分局同志及晋察冀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和坚持了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在坚持持久抗战,准备与敌人熬时间方面,“还有若干不够的地方,需要我们加以去充实与改进”。“我们在思想上,还要有在最困难局面下和敌人熬时间的准备。这就需要我们避免轻敌速胜观念,要更加依靠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①在延安整风中,对6年来晋察冀的工作是肯定的,但是也提出种种批评意见。主要是批评聂荣臻有“轻敌速胜观念”。
聂荣臻1981年回忆说,当时,我强调过这样的意思:战争不会拖得很久了,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一般都超不过4年。一场战争要牵扯到各个方面的条件,不会拖得太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到1943年整整6年了。从华北战场看,它已明显地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还能再拖几年呢?1943年初,我们宣传过一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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