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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13日,苏区中央局转发中共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第一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红一、五军团留守原地,称中央军;红三军团东出福建,称东方军。这就是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由于主力一分为二,使蒋介石得到了喘息时间,利用这个机会加紧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准备。红军作战则从此越来越被动。
红三军团这个“拳头”于7月初入闽,再转赣东北,历时3个月。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很疲劳,部队减员很大。
而留在原地的另一个“拳头”红一、五军团除8月底进行的乌江圩战斗外,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
这期间,聂荣臻抓紧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红一、五军团在乐安南部的藤田召开了一次“八・一”运动会,给新整编部队授了军旗,颁发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三等红星奖章。就在这次会上,聂荣臻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此外还进行了文化、体育、卫生、通信和各种战术、技术竞赛,对获得优胜的红一团授予“牺牲决胜团”、红四团授予“英勇冲锋团”、红五团授予“模范的红五团”的奖旗。这几面奖旗,对部队的战斗意志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8月30日,红一军团一师侦察获悉:敌李思宓牡诎耸师师部率3个团于8月29日进至吉水县的乌江圩修筑碉堡。林彪和聂荣臻决定利用红军便于隐蔽的地形,以奇袭的手段,消灭乌江圩之敌。他们率领第一、第二师于8月30日秘密进至茶口、大桥附近,命令一师(欠一团)于31日3时出发,经八江、桑园绕至乌江圩西北,战斗打响后由西向东进攻,二师和一师一团从正面对乌江圩进攻。林、聂二人带着军团部随二师前进。当时大雨如注、电闪雷鸣,两个师很快对乌江圩形成包围,激战4小时,歼灭李思宀拷4000人,活捉二三八旅旅长何文鼎,只有敌师长李思宕少数人乘黑夜逃到八都。
乌江圩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前夕一次较大的胜仗。但这一胜仗改变不了“两个拳头打人”所带来的总的被动形势。
在这次战斗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红五团的领导人为使部队着装整齐些,叫俘虏列队,把帽子、水壶、绑带全解下来没收,装备子五团的指战员。
聂荣臻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便把五团政委刘忠叫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知不知道这是违反纪律?你当的什么政委?”问得刘忠哑口无言,进行了检讨。聂荣臻对部队纪律和作风的培养要求很严,而对政工干部的要求更严。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乘红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个部分的时机,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人。28日北路敌人抢先夺占黎川,隔断了中央苏区同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使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于不利的作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不是首先采取战略退却,以便创造条件对敌各个击破,而是命令红一方面军正面迎击,与敌决战,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三军团奉命进攻黎川之敌。途中, 10月6日,红三军团等部在黎川洵口与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歼其两个多团。临时中央看不到这次胜利带有偶然性,在强敌压境之际,继续强调进攻。10月9日,三军团按原计划进攻南城、黎川之间的交通枢纽硝石,连攻5天,敌人4个师的援兵赶到,被迫撤出战斗。
敌人采劝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逐步推进,至10月18日,在硝石至资溪桥20公里地段就集中了7个师又1个旅,企图完成构筑黎川、硝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进攻,以消耗和消灭红军。而临时中央不顾这种重大变化,还是继续进攻。一军团在这种严重的背景下投入了旷日持久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0月18日,红一军团由抚河以西进到资溪桥地区,企图与红三、五军团等部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至25日,红一军团既没攻占资溪桥也没调动敌人,只是疲惫和消耗了自己。11月17日至19日,红一军团与红九军团的一个师一起进行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仗打得十分艰苦,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一、二师师长负伤,四团团长萧桃明牺牲,最后还是撤退了。
从大雄关向西南转移,在军峰山附近堡垒地带,军团部遭到敌毛炳文第八师的袭击,敌人冲到军团部跟前。这时,军团部只有机关直属队人员,二师还在后面,情况非常危险。眼看着敌人上来了,聂荣臻亲自动员:“凡是有战斗力的,不管是炊事员、饲养员,都上阵!”聂荣臻和林彪一面组织就地抵抗,一面命令四团赶紧上来。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军团部人人上阵,直到四团赶到才化险为夷。
打完大雄关战斗后,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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