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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香港,杨石魂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把周恩来安置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治玻一天,叶挺和聂荣臻化装成老百姓,到省委机关接头。省委机关的人见他们衣衫褴褛,不晓得是什么人,而他们又忘记向杨石魂问接头的暗号。接头不成,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便去买衣服等物品。聂荣臻身上分文不名,叶挺带了很多百元一张的港币。两人穿着破烂而手持大票,店伙计不信,说是假票,叶挺一听便生气,把一张百元大票扯了,又拿出一张。聂荣臻怕引起怀疑,拉着叶挺走开,说道:“老总啊,你这个态度不好,人家一看你这样大方, 100块钱随便扯了,是会引起怀疑的。”
他们又换了个店铺买了衣服。不久与省委接上了头。过了半个月,中央通知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初,聂、叶送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埠乘船赴沪。
聂荣臻随即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负责省委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成员还有黄锦辉、杨剑英。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
对于广州起义,在省委讨论时,聂荣臻持不同意见。他说:“总的说,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他不同意搞这次起义,一再表明自己的观点。
聂荣臻的意见是正确的。“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事变,革命力量遭到摧残。在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大部被迫回到香港,主要工会多数变成了黄色工会,共产党能领导的仅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人力车工会等少数几个,广州附近仅有少数农民赤卫队。主要力量是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敌人则相当强大:李济深、张发奎、黄绍f、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粤、桂两派军阀虽然正在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厮杀,但一旦起义,他们就会掉过头来,联合对付起义军。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起义不可能成功。
但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改变。省委和省军委的成员陆续到广州集中。
对于起义的具体部署,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懂军事,完全依靠第三国际顾问诺伊曼。诺伊曼是德国人,作为国际代表来指导这次起义。他也不懂军事,提出广州起义应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
聂荣臻等人一再和诺伊曼争论,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照搬。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主张白天搞,聂荣臻等人建议夜间搞突然袭击。对这个正确的意见,诺伊曼听不进去。领导这次起义的一些省委领导人,勇敢、热情,但缺乏军事知识,诺伊曼等人说了算。因此,在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方面,一开始就有许多错误。
起义的日期决定在12月12日。聂荣臻的主要任务是同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军火。他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间房子,由杨剑英留守,作为军委的联络点。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制造的,分散运往城里,储存在大北街一家米店。运送中被敌人岗哨发觉,米店跟着暴露。
这使敌人警觉起来。张发奎急令黄琪翔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调另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12月10日,张发奎宣布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的枪械。
面对这种情况,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因为时间仓促,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匆忙从香港赶到广州,没有参加讨论。12月11日凌晨,教导团首先行动。他们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又与工人赤卫队联合,分路向重要据点进攻。至当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全部被起义军占领,未占领的仅剩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公馆和检察院。
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在起义的两天中,聂荣臻一直在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原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也经常在这里。
枪声稀疏,夜晚来临。聂荣臻和叶挺在指挥部的小楼上商量次日的战斗部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必须迅速确定。他们商讨过后,催促起义领导人立即开会。当天子夜时,起义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叶挺分析说: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发言,完全同意叶挺的意见。但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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