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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好“亲属关”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思想修养中的重大课题。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后来周恩来又提出,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罗荣桓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在处理家庭生活及亲属关系方面,也足为大家的表率。
还是在一九四九年国庆大典刚刚结束的时候,从湖南前线传来了捷报:衡(阳)宝(庆)战役胜利结束,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宣告解放。如何处理好同亲属关系的问题,便摆到了罗荣桓的面前。罗荣桓参加红军后,曾向家里写了两封信,当时家里的人害怕受迫害,看完信后立即烧掉了。第三封信是罗荣桓抗战初期在山西赵城写给他的哥哥罗晏清的。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罗荣桓在信中说:
现随军北上抗战,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非我无情,实处此国难当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谅解,无详述之必要。玉英小孩蒙兄等爱护,当表示感谢。还希继续维持,使她能够有所成就,不致陷于无知无识,弟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
从那以后,罗荣桓同老家便又断了音讯。衡山解放以后,他当然十分关心在他离家时尚不足一岁的女儿罗玉英的下落;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会有许多亲属来找他,其中很可能有人以为他当了大官,来向他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他打电话给刚刚到职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说:“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罗荣桓的亲戚的名义找郭维城,要求免票乘车进京,都被郭十一婉言谢绝。
罗荣桓家庭的音讯很快传来了,头一个信息是关于他的弟弟罗湘的。
罗湘比罗荣桓小三岁,同罗荣桓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季的广州。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斗争已日趋尖锐。罗荣桓同罗湘分手时,再三嘱咐罗湘,参加政治活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罗湘在黄埔毕业后进了国民党军队。罗荣桓一九二九年在龙岩曾写信劝他离开国民党军队回家种田,但他未听。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才逐渐认识国民党的腐败。当上司任命他当一名铁路上的课长时,他未接受,拂袖回乡。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在衡山拉起了一支有八十多支步枪、四十挺轻机枪的队伍,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东支队,并同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打了几仗。受解放军湘东支队这一番号的吸引,衡山进步青年纷纷投奔,这一部队迅速发展到八千多人。解放大军南下时,这支队伍又主动帮助筹粮筹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将其整编后,了解到支队的负责人是罗荣桓的弟弟,以为这是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领导机关便准备任命罗湘为该师副政委。电报转到罗荣桓手里。罗荣桓对该部说明,罗湘并非共产党员,自然不能任副政委。他认为,罗湘首先需要学习,改造思想,然后才谈得上分配工作的问题。在他的建议下,罗湘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河南省政协工作,晚年曾任河南省政协委员,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
罗荣桓得到的第二个信息是关于他的二哥罗晏清的。
罗晏清比罗荣桓大九岁。罗荣桓读书时,他在杂货铺帮助罗国理经营。一九二九年罗国理逝世,罗晏清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当了族长。一九三七年,罗荣桓得知自己的女儿仍然住在老家时,对这位兄长表示了感激之情。
衡山解放后,在进行征粮工作时,驻南湾地区的工作队得知罗晏清家是殷实富户,征粮数额较大。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在来京时向罗荣桓谈及此事,罗荣桓立即充分肯定了当地工作队的做法。
一九四九年底,罗晏清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陪同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到了武汉,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肖劲光一面给予热情接待,一面发报通知罗荣桓。与此同时,罗玉英也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来。罗荣桓从罗玉英的信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也受到亲友一些旧思想的影响,认为爸爸当了大官,自己可以进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写道:“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等来此,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它依靠。”
一九五○年一月,罗晏清一行七人来到北京。罗荣桓看到已长大成人的女儿,看到了女婿、外孙和侄子,很是高兴。他介绍陈卓和两个侄子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罗玉英由于文化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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