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投身秋收起义

                                                        
      --------------通城暴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

  
      蒋介石、汪精卫的屠刀吓破了一些懦夫的胆。报纸每天都辟出专栏登载变节者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启事。但是，烈士们的鲜血却激起了革命者更加昂扬的斗志。他们，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彭明晶和罗荣桓就是这样一种坚定的共产党人。此时，彭明晶已被留在武汉市委从事地下工作。罗荣桓同这位同窗三年的战友分手时，依依惜别，一遍遍地互相嘱咐，互相勉励……罗荣桓怎能料到，此次分手便是永别！一九二七年秋，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武汉不幸遭敌人杀害。

  
      不久，罗荣桓就上路了。由于各个车站盘查很严，他只坐了一段火车便开始步行。

  
      一路上，罗荣桓的心情同半年前在家乡搞农民运动时相比，已经迥然不同了。投身于急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中的兴奋激动，此刻变成了满腔悲愤。罗荣桓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气愤，不服气。”①〔罗荣桓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好端端的革命局面不复存在了，千万革命者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去！

  
      经过几天跋涉，七月下旬的一天，罗荣桓到达通城。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县长王武扬等向他介绍了当地的社会情况。

  
      自从北伐军进入通城后，农民运动发展得迅猛异常。一九二七年五月，由于已经倒戈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的叛军残部流窜到通城，地主豪绅一度乘势向革命势力进行了反扑。但不久农民运动的形势有了好转。“七一五”汪精卫叛变以后，形势就更加恶化了。在通城县城里，县的武装掌握在代表豪绅利益的团防局长刘秀波的手里，反动势力占了上风。可在乡下大部分地区还是农会当家。原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汪玉堂是中共党员，正在乡下组织农民自卫军。王武扬要求罗荣桓以农会特派员名义在两三天内下乡，协助汪玉堂组织农民自卫军。王又将民政股长谭梓生介绍给罗荣桓，让罗随谭一道下乡。

  
      在谈话中，罗荣桓了解到谭梓生原来是上海政法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攻克他的家乡安徽旌德后，他被任命为旌德县长。“四十二”蒋介石叛变以后，他在家乡不能存身，跑到武汉，又由湖北省党部介绍到通城工作。

  
      过了一天，罗荣桓、谭梓生下乡同汪玉堂会合，开始进行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

  
      这一工作同罗荣桓在家乡搞的农民运动比较起来已经深入了一大步。当前，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随时都要准备流血牺牲了。因为农民生怕已被打倒的土豪劣绅回来进行报复，积极分子都愿意武装自卫，而夏斗寅的溃兵在通城四乡又扔下了不少枪支，武器是现成的，所以，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工作一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上千的农民报名参加了自卫军，枪也有了二三百支。这时，传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斗争形势更为紧张。刘秀波已在城内加强了戒备。四个城门一落日就上锁，白天只留下一个窄窄的通道供行人出入。又过了不久，上级派人来鄂南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和湖北省委的秋收起义计划，要求各地九月十日以前开始起义，以“推翻武汉的统治，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建立农民协会的政权”。

  
      罗荣桓和王武扬、汪玉堂等研究了如何执行省委计划的问题。大家感到，解决刘秀波的民团是一个关键。如果调农民自卫军攻城，刘秀波将城门一关，势必要强攻。但是，农军一无重武器，二缺训练，很难完成这一任务。

  
      正当他们还拿不出办法的时候，由原崇阳县民团改编而成的崇阳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受国民党第十三军的压迫南下了。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原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他派人到通城找汪玉堂接头。汪要求叶重开立即率部隐蔽驻扎在通城县城西面的铁柱岭。汪又派人通知王武扬秘密出城，和罗荣桓、谭梓生、叶重开一道研究行动方案，决定智取通城。

  
      八月二十日上午，叶重开由十几名卫兵前呼后拥，押着由一个自卫军的伙夫装扮的“犯人”，来到通城西门。这时城门已紧紧关闭。

  
      叶重开下了马，大声嚷着要见刘团总。门卫见来人是个当官的，便将城门开了一道缝，把叶放了进去。叶重开递上了印有崇阳县团防局长官衔的名片，说抓住了一个通城的共产党，要亲自押交刘团总。门卫信以为真，把城门打开。叶重开带着这十几个人径直奔向县衙门，在早已隐蔽在衙门附近的通城的中共党员的配合下，活捉了刘秀波，缴了民团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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