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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川军兵运
“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等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陈毅不断躲开军警和暗探的监视向李大钊汇报情况。和某些人的悲观论点相反,陈毅他们认为革命仍在高涨,主要的潮头乃是南方国共联合的武装的国民革命运动。果然,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出师北伐,政局出现了新的分化。一天,陈毅向李大钊汇报:他遇到了留法同学喻正衡。喻现为四川军阀杨森的秘书,此次以杨森的全权代表的资格,来北京试探风向,进行联络。原来杨森见到革命高涨,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人”促请广州国民政府派人去改造他的部队,以便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当即指示陈毅深入了解,建立联系。不久,李大钊便正式布置陈毅回四川做兵运工作。1926年8月,陈毅带着李大钊、李石曾分别致杨森的亲笔信,在喻正衡陪同下乘火车南下。他们经过尚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军事统治之下的武汉,换乘轮船入川。杨森当时还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近日还就任吴佩孚委任的四川拾省长”。
陈毅到万县望见满街“庆祝荣任”的红绿标语,对杨森的投机性印象鲜明。
8月25日,杨森以客礼在其司令部接待陈毅。杨森看过李大钊、李石曾的手札,首先向陈毅说明他参加国民革命的意向,表明他是开明派。甚至说如果需要,他可以发兵10万到两湖去援助北伐军。对于陈毅,他4年之前即已谨致拜请之意,此次又承李公介绍,他欢迎陈毅到他军中参赞军务,可以代表他到各部队走动,自由出入于军部各处以及杨森的私宅。他愿随时听取陈毅的“高见”。陈毅暗自承认杨森安排甚妥:既对共产党及国民革命表示尊重,又不正式任职得罪北洋。杨森可以视时局顺逆而伸缩;陈毅也有接触部队接近杨森的相对自由。陈毅当即表示接受,并借介绍北京及武汉等地情况向杨森说明了吴佩孚不得人心,必难持久的形势。杨森相当坦率地说明他自己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实难立即背弃;一旦北伐局势明朗,自会及时抉择。
第二天,杨森又邀见陈毅,并介绍“‘第三国际’派来联系的代表”与陈毅相见。这位“代表”叫朱玉阶,四川仪陇人,原是川中名将,与杨森旧交颇深,此次方从德国、苏俄回来。陈毅见这位老军人气度敦厚,胸怀坦荡,晤谈甚为欢洽。不料后来万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知陈毅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万县分公司会见一位党内同志,迎见他的正是这位朱玉阶――朱德。他并非杨森所说的“第三国际代表”。
就在此时,杨森部队面临严重的考验。
8月29日,英商大古公司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江面浪沉杨森部载运军饷的木船三艘,杨部官兵和船民58人淹死,银元8.5万枚、步枪50余支也沉入江底。英国轮船依仗帝国主义所攫取的中国内河航行权,在川江上无数次撞沉浪沉中国船只,杨部人员也多次受欺。此次事态特别严重,杨部上下震怒,杨森也感到奇耻大辱。
陈毅向杨森分析: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是杨部官兵及四川人民的强烈愿望,因而必须采取强硬态度,才能加强杨森的军中威望和政治影响。杨森对此深表同意。陈毅提出:第一,立即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第二,发动工农兵学商各界奋起御侮;第三,扣留肇事船只。朱德完全支持陈毅的意见。
朱德远虑深谋,特别强调在与英方交涉的同时,必须充分准备英方动用武力。
杨森下了决心:一面指示驻重庆交涉员向重庆英国领事提出抗议和惩凶、赔偿要求;一面命令部队加强戒备,随时听命行动。
8月30日,英商太古公司万通、万县两轮由重庆驶抵万县。杨森派兵予以扣留。
英方拒绝赔偿损失,拒绝惩办肇事凶手。英方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吴佩孚电令杨森“和平了结此案”,同时以武力威胁,并发出通谍:限杨森于24小时内将万通、万县两轮放行。
杨森连日召集会议商讨对策。朱德、陈毅一再陈明反帝大义,巩固杨森的决心。陈毅先后主持了反英暴行筹备会及声势浩大的万县各界群众抗英大会,大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通电全国,揭露英帝暴行。
9月5日,英舰威警号、柯克捷夫号和武装轮船嘉禾号进迫万县江岸,强行靠帮跳舷劫夺被扣的轮船,开枪打死守船的杨部士兵。杨森部队按事先的命令给予回击。英舰劫船受挫,竟用舰炮向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疯狂轰击,并使用燃烧弹。
杨森乃令沿江炮兵向英舰还击。朱德先同杨森一起协助指挥,后又到黄桷树炮兵阵地督战。陈毅奔走在指挥部与火线之间,传达战况,激励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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