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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湖四海揽人才
1952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写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团中央希望贺龙主持国家体委,是因为他们知道,贺龙一贯重视体育事业,在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队中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全国解放后,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男女篮、排球队,并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体育工作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体育界人士仰慕贺龙。
一天,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说:“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
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很痛快地答应了。
11月1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这时,贺龙还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但他一接受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
旧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极低,直到1948年,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过一枚奖牌,全国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体育人才更为缺乏。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体育运动搞上去,任务艰巨。对此,贺龙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搞体育工作,不能享现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他第一次会见体委机关干部时,就勉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克服困难,把体育当作毕生的事业,不要小看体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他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运动也会大大地发展起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干部,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都不把体育当作正式职业,体育干部更不易解决。虽然政务院给体委核定的编制是239人,但却很难配齐。没有相当数量合适的干部,体委的工作便很难开展。
1953年4月,贺龙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一回到重庆,就为充实体委物色人才。贺龙点的第一个将是张之槐。他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篮球队队长,解放后担任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张之槐对去体委工作毫无思想准备。那时部队已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他不愿意在授衔之前转业。贺龙理解这种心情,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行的专家。你不干,谁干?不要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当。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是共产党员嘛!
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考虑,想通了,来找我。”张之槐整整想了一个通宵,深深感到贺龙的批评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终于下了决心。第二天一早就去找贺龙,对他说:“老总,想通了,我去。”
贺龙高兴地说:“想通了就好!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说实话,能把体育工作搞好,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不那么简单。快去北京报到。
去了以后和体委的同志们一起尽快把工作开展起来。”
同张之槐一起到体委报到的,还有张联华和朱德宝。他们也是贺龙点的将。张联华也曾是一二○师“战斗”篮球队的队员,这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故政治委员。朱德宝曾是“东干队”①的队员,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担任军械处处长。1953年8月,他们3人分别被任命为体委3个司的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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