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一九五八年的风波

                                                        
      第一节风波的缘起

  
      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径情直遂的。

  
      正当刘伯承领导军事学院不断前进的时候，1958年开展的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使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的挫折。

  
      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进而波及军队各个院校，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从而大大延缓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也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坚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正确立场，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并明确地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部还有教条主义”。

  
      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

  
      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就是在上述国际、国内背景下开始的。

  
      早在这一年的5月，刘伯承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

  
      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

  
      9月4日，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那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青的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的教条主义倾向，态度是明朗、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

  
      从9月10日开始，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进行思想整顿。10月上旬，刘伯承在出席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总结检查全院工作。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

  
      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感到太紧张，太严格。当初，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让学员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他考虑，学员都比较年轻，大部分在30岁左右，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这于国防事业，于他们个人成才都有好处。后来，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刘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调查，不断加以改进。例如，在上午4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这次，根据学员们的意见，对这两项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动，把“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8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类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一经发现，也是能够很快纠正的。关键是要有个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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