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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而且更多的是对前途的优虑。刘伯承因伤离开部队后,讨贼战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到敌人的重兵威胁。这一方面是讨贼军在胜利面前产生骄情心理,领导层各怀私利,只关心自身势力的扩大,不想继续协力作战。前敌总指挥赖心辉属四川边防军系统,不愿看到熊克武第一军势力因战胜而强大,竟在攻占重庆后按兵不动,坐失乘胜进军的良机。另一方面敌军重新集结力量,吴佩孚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取代袁祖铭统领所有对讨贼军作战的军队,随即进行了连续的反攻。消息传来,刘伯承既痛心于讨贼军的失利和四川形势的再度逆转,又不得不认真思考今后的归宿。
正在这时,吴玉章给他以极大的关怀。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是四川各界很有声望的人物。他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公。
杨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活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留心物色优秀人才,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
这两位革命者相识以后,交往十分密切。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这时在吴玉章、杨公二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杨公在接触中了解到刘伯承十几年来摸索革命道路始终不渝的精神和救国救民的一片赤忱,以及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1924年1月2日,杨公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1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格言,为人处事喜欢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对于社会上的各种观点、主义,他都要一一加以认真的思索和研究,决不轻易表示赞同或反对。但是,当他一旦认定了一个目标,他就毅然下定决心,非要走到底不可。他从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到接受它,直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有一次,曾在将校学堂与刘伯承相知,这时已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热心劝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杨公在一旁听后,感慨不已。对刘伯承真诚、坦率的态度肃然起敬。
当天,他在日记中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如果说,在1923年末,刘伯承还处于观察、思索、比较、选择的阶段,甚至于还难于割舍旧的生活;那么,到了1924年春,在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他已经自觉地、明显地开始向共产主义接近。
当时,四川讨贼战争形势日趋不利,成都危在旦夕。熊克武、但懋辛等人亲自出马,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救战局。赖心辉托王尔常传活,说他要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么?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埃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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