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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很难确定一本书开始成形的确切日期,但写《大英帝国的崩溃与美国的诞生》的念头萌生于2011年的秋天,在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第一浸信会大教堂的尖塔顶端。我特别感激那里的教堂司事——彼得·福斯特姆,他是位退休的消防员,对攀爬高处非常在行。彼得带我爬上了那座巨大的木质建筑中的梯子。这座塔修建于1774年到1775年间,由波士顿的造船工人和木匠建造,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参加了那次销毁东印度公司茶叶的行动。我发现如果我的脑海中没有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地点的样貌,我就不可能思考历史。那次登上尖塔的旅行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

在罗得岛州的其他地方,还有两位布朗家族的后人我要特别感谢:爱丽丝·韦斯特维尔特和亨利·A.L.布朗,以及狄米欧不动产的帕姆·科尔和保罗·狄米欧,他们带我参观了纳姆归得角,“葛斯比事件”突袭发生的地点;还要感谢李·特维罗和她在罗得岛历史协会的同事们,他们为我找来了亨利·马钱特的日记的缩微胶片。在波士顿,我要感谢的有简·卡门斯基、杰恩·戈登和彼得·杜拉米,及他们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的同事——尤其是安娜·克拉特巴克·库克、布伦顿·西蒙斯和他的新英格兰历史系谱协会员工。我要感谢的还有:新英格兰文物局的安·考尔多什、波士顿图书馆的卡瑟琳娜·斯拉托贝克、波士顿社团的伊丽莎白·瑞希欧、J.L.贝尔以及我在特里蒙特街的房东沃尔特·菲尔梅和他的同事迈克·艾鲁齐奥内。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以及哈佛大学的霍顿、拉蒙特和怀德纳图书馆一如既往地给了我获取一切所需资料的自由,包括从未发表过的盖奇将军的命令记录,我被允许将它扫描并将电子版带回英国。我也要感谢哈佛大学档案馆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贝克图书馆,允许我阅读与约翰·汉考克相关的手稿与材料。与玛雅·诺夫的两次晚餐间的讨论帮我理清了思路,但是我们关于约翰·威尔克斯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这个人的看法我倾向于同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说法。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我要感谢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加斯明·温特斯;玛撒葡萄园岛“一串葡萄”书店的唐·布拉西;桑德拉·休利特给了我有关族系的建议;纽约的佘丽达·鲍尔森、史蒂夫·马古利斯和马古利斯一家,还有“迪迪”和安德鲁·亨特。我也要感谢约翰·迪莫斯,在马萨诸塞州家中的午餐上,他鼓励我继续完成这本书。

在英国,我非常感谢威廉·莱格,第十位达特茅斯伯爵,和他的哥哥鲁珀特·莱格,以及达特茅斯祖产信托,他们允许我复制了盖恩斯伯勒为他们祖先的画像,并准许我引用达特茅斯的文件。我也要感谢斯塔福德郡档案馆的乔安娜·特里,和她的上一任档案保管员西娅·兰德尔。在英国的其他地方,我要感谢剑桥大学东亚历史图书馆管理员约翰·莫菲特;费茨威廉不动产准许我发表伯克和罗金汉姆的文件内容,这些资料存放在谢菲尔德档案馆里;感谢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手稿档案管理员玛雅·谢尔登,英格兰银行档案馆的萨拉·米勒德,国家档案馆的休·亚历山大,议会档案馆的安妮·平德和西蒙·高夫。在访问诺斯在萨默塞特郡的产业时,我受到了迪灵顿庄园的管理者韦恩·班尼特和怀特来金盾庄园的卡罗琳·卡梅伦夫人的友好欢迎,我要向这两人表示感谢。

和我的上一本书《逃离巴比伦》一样,《大英帝国的崩溃与美国的诞生》同样是在美国受到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的卡罗尔·布朗·詹韦之托。如若没有他在编辑上的支持、鼓励和智慧,这两本书都不可能完成。我对卡罗尔深表感激;还有兰登书屋在伦敦的编辑威尔·苏尔金,他让宝得莱出版公司出版了我这两本书的英国版。感谢我的代理,伦敦的比尔·汉密尔顿和纽约的乔治·卢卡斯。在克诺夫出版社,我还要感谢维多利亚·皮尔逊、丽莎·蒙特贝洛、约书亚·莫雷、艾丽卡·欣斯利;还要感谢宝得莱出版公司的斯图亚特·威廉姆斯和凯瑟琳·埃尔斯。

谨以这本书献给我的太太苏·坦普尔,衷心感谢她对我的爱与陪伴,在我被这本书的写作压得快要倒下时,她经常建议我暂停下来。这时苏还会得到我们的奥达猎犬的有力协助,它是刚毛腊肠犬比赛的第五名,浑身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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